屈辞溯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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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《上海文学》刊于2020年7月号

屈原诗，隐没的源头

杨 炼

导 语

当代中文诗，是一种双向写作：既面对当下，又重构传统。后者尤其重要，因为古典杰作，并非简单的罗列。它们的秩序，随当代诗人的参与而不停调整。简言之，每个当代诗人，必须筛选自己的“传统”。

有人曾谓我“只粉屈原”，稍加更正，那应该是“屈原诗”。屈原之名，哪个不晓？但真正含义是什么？却罕见深究。所谓屈原研究，常落入连篇累牍的训诂考据，把象腿都摸烂了，却还不知大象在哪儿！两千三百年过去了，只剩时间之老和一大堆空间的赞颂，屈原的孤独，也算个世界奇观了。

今年年初，病毒封门之际，我用了两个多月时间，终于达成夙愿，完成了一篇长文《屈原诗，隐没的源头》，内含五章，分别标题：一、屈原之谜——灵均之实；二、《天问》——古今中外的诗人思想家定位；三、《离骚》及其他——以语言的深度验证思想的深度；四、“诗家”——诸子百家之根，或曰集大成；五、“思想之诗”的传统——一个当代传统。这五部分，内在贯穿，层层递进，是一个清晰的整体。我自己的写作，对传统的反思、这思考的全球意义，都被归结到了屈原诗那个精神源头上。最重要的源头，却仍然隐没着。这是一个悲剧？抑或恰恰在反证一种超越时空的深度？我当然认为是后者。

感谢与我缘分匪浅的《上海文学》杂志，同意以此文为主，开辟《屈辞溯源》专栏，发表若干相关诗论文字。我以为这极为重要，因为诗歌的危机，首先来自自身的空洞，而丧失反思传统的能力，正是空洞的标志之一。我希望这些文章，能导向一个结论：当代世界，不仅需要诗人，更需要——诗人思想家！

01

屈原之谜——灵均之实

屈原生平之谜，或许永远不可破解。

2019年，当我着手写组诗《大夫，我是你身边一滴水》，随手一翻资料，顿时被屈原身世之渺茫、生平之混乱所震惊，不说别的，仅著名学者推算的出生日期，就多达十二种：公元前366、355、343、340、362、339、353、351、342、341、336、335……这还不算没浮出水面的、民间或私人研究的成果。太多猜测，最后只剩一个答案：没有定论，全是猜测。诸多猜测中，人们可以信手拈来、各取所需，连我也不能免俗。那年九月，我获得意大利Sulmona国家文学奖，需要写一篇受奖辞，因为Sulmona是古罗马大诗人奥维德的故乡，而奥维德和屈原的命运如此相似，都深受流亡之苦，又以最深切的流亡体验创作出超越时空的经典作品，故而屈原简直是我的先天依托，且不说我自始就把他当作一位精神向导呢。幸运的是，奥维德出生日期很确定：公元前43年。而说来也巧，我第一个查到的（碰上的？）屈原出生时间，赫然是公元前343年（诸君请看，上列屈原诞生日期中，就有公元前343年在），就是说，一个可能，屈原不多不少早奥维德三百年出生，他堪称一位奥维德跨文化的三百岁大哥！屈原自沉汨罗，奥维德客死黑海，都引来古今中外文人雅士多少浩叹，但也同样，令不同文化的诗歌思想者获得激励，在被杰作印证的厄运之途上前仆后继。这样的受奖辞，当然讨好，奥维德的乡亲们，顿时把我认作他乡的故知、久别的归人，让我好好享受了几天美好的乡情。感动之余，我也不得不承认，幸亏屈原有那么多“可能的”诞辰，让我这公元前343年的说法，没沦为纯粹杜撰。但，此外那十几种“说法”呢？又有哪一个可靠？我算一个坦白的案例，可又有多少人纯然图方便，顺手拿一个日期说事，却毫不在乎偏离“事实”多远？

和屈原出生日期相同的，还有他的出生地、寿命、一生的确切经历，甚至自沉的地点和时间。出生地，有秭归说、南阳说、汉寿说、临湘说、巴陵（岳阳）说、汨罗说、奉节说等等。屈原的官职，公认的有左徒和三闾大夫，可那职位究竟执掌什么？两个职务孰先孰后？为何更迁？却众说纷纭，终于无解。屈原的流放，有诗为证，本来似乎无可争议，但看看历史界、学术界，却争得不可开交。流放事件，有流放一次说、流放两次说、未被流放说三种。流放到哪里，又有江北、江南、先江北后江南，或仅仅被“迁”职位、从未被“逐”出都城诸说。屈原的自沉，该是他经历中最璀璨、也最笃定的事了。他这番决绝之举，上令司马迁感痛于衷：“观屈原所自沉渊，未尝不垂泣”；下使百姓滥觞于俗：端午节、包粽子、划龙舟，年年阴历五月初五，在“大夫”的名号下一片欢腾。但，大夫跳下去的，究竟是哪条江？他沉在哪片粼粼水波下？却也没有定论。震于司马迁大名，大家基本接受了汨罗江这个归宿，但学术界还有另议：屈原从未到过江南，彼汨罗江非此汨罗江，“屈原的”汨罗江原在江北汉水一带。关于屈原的卒年与寿命，与出生年月相似，也是混淆不清，卒年从公元前290年到公元前278年之间，前后相差十二年。就是说，从公元前366年那个他最早的生年猜测，到公元前278年那个他最晚的卒年猜测，期间八十八年的岁月，屈子生平如一尾小鱼的身影，隐现在笼而统之的浑水中，好不模糊也！

屈原生平之谜，或许永不可解。关于这，最令我信服的明证，仍须回到中文史家之祖司马迁，他的《史记》，公认地立论清晰、求证严谨、文笔精确，有一说一，决不随波逐流、敷衍成章。他为写《屈原贾生列传》，“悲其志，适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沉渊”，这一“适”一“观”，涵括了数千里跋涉的亲力亲为，只为确认第一手资料，可终其文，太史公绝口不提屈原生卒年月，非不愿也，乃不能也，盖因屈原当时，谁为逐臣罪身留言立传？尤其他最后“被发行吟泽畔”的孤独流亡，更难留下确凿旁证，加之楚国遭暴秦所迫，数次迁都，王室典籍，被焚又被掠（谁知道秦始皇陵巨大的封土堆下埋藏着多少故事！），因此他虽距太史公寥寥百余年，相关史料已湮没无闻。太史公对这位“悲其志”的隔代同命运者，何尝不想为其廓清迷雾？但史家忠直，又胜感情，想见他行文至此，怎能不掷笔长叹？！

然而，生平之谜不可解，是否影响屈原诗之伟大？当、然、不！不仅不，某种意义上，更提纯、凸显了这些诗作的文学本体意义。

无独有偶。在此，请容我稍许离题，借中文文学史上另一部旷世杰作的命运，给屈原诗做一佐证。这部杰作，就是被称为“天下第一奇书”的《金瓶梅》。

谁不知道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？再追问一句：兰陵笑笑生是谁？能得到的只是一片哑然。简直而言，兰陵笑笑生是“无人”！尽管古今学者，搜肠刮肚，翻遍正史野史，提出不下十五六个“可能”，其中不乏名人如李渔之辈，但倘若把《金瓶梅》输入电脑，以其为标准，从小说题材、立意、规模、结构、人物、心理、语言、风格……一句话，思想与文学创作力，和有明一代所有文人做一番比较，看哪位符合、哪怕近似这件作品？结论是：只能失望！因为根本没有！这还不算《金瓶梅》最绝的一手，为切断和任何“现实”的表面关联，兰陵笑笑生甚至不屑给出哪怕模糊的背景，却只从另一部小说中信手拈来两个人物（《水浒传》中的潘金莲、西门庆），引申蔓延，就完成了一部大作，写尽了古往今来的人生处境、人性险毒。由是，《金瓶梅》又是一部（世界最早的）“元小说”，它的艳、美、色，一言一行，无不是一场场生死搏斗，渗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理剖析力度，称其为第一部中文现代小说，何愧之有？

谁写了这部伟大的开山之作？遍查史料，空无一人。对此好奇者，请参看我一篇拙文，题为《我，兰陵笑笑生》，这虚构之虚构，借兰陵笑笑生第一人称，揭破天下第一谜的谜底：不是别人，恰恰是“我”自己，在完成《金瓶梅》后，抹去了自己存在人间的一切痕迹，或隐遁、或更名、或自沉（为什么不？），令“我”身后，奇书如千古之谜，世人只能瞎猜。呵呵，“兰陵笑笑生”，这笔名就是密码，掷书之后，“我”回看世人惊羞恐怒，一笑再笑，掉头而去。这“笑笑”，乃一对待现实极尽轻蔑的态度，与屈原之自沉相同，与“流亡”之本意相同——一种拒绝，决然、彻底。

中文文学也奇了！莫非诗歌史、小说史两部开端兼巅峰之作：屈原诗、《金瓶梅》，竟都出自乌有之手？只如一线鬼魅、一抹幻影？

幸好，文字在，文学在。

屈原传记的诸多元素中，我认可的只有一个，他的字：“灵均”。这也是他自己在诗中明确提及的唯一名字（《离骚》：字余曰灵均）。此外，甚至姓名，亦多有出入，屈原诗中，明明写着“名余曰正则”，可连司马迁，都混用平、原之名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说到底，传奇就是传奇，从人物、生平到姓名，不可考亦不必考，他像浩浩大江中一滴水，你说他是哪一滴？不是某一滴又是每一滴，这才恰合“灵均”之名。许慎《说文》解：“灵”者，巫也，楚人名巫为灵，引申义为灵魂、精灵、亡灵、神灵，最早字形见于春秋金文，本为楚方言对跳舞降神之巫的专称。同样，“均”者，《说文》谓均、平之意。这些阐释，是不是几乎专为屈原而写？

对屈原而言，何为“灵均”？除了他那些通天地、贯神鬼、跨生死的绚烂诗作，还能是什么？屈原之灵，是他的文本，他的文本之灵，是渗透在他所有杰作中的精神、思想和风格，宛如一个血统般构建起一个既无边无际、又凝聚合一的语言宇宙。所以，《屈原诗》一词，必须加书名号。这里，“屈原”只是一个借代，指向那个由纯粹文本合成的、精神境界一以贯之的作品整体。作者的人生经历可以模糊，但作品传达的经验、感受、思想、风格和语言必须清晰无比。这文字之灵，活在它的独一无二、不可替代中。它体现于美学，又升华为思想，或许二者本来就是同一回事？

一如《金瓶梅》，有明一代文人，没有一个配得上写出那部大作。同样，《屈原诗》绝对不该笼统归入《楚辞》。司马迁所悲之“志”（诗言志之“志”）中，那震撼千古人心的人生慨叹、人格洁癖、高傲情怀、璀璨表达，说白了：没有第二人写得出来！司马迁不屑提及的“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”，谁配得上《天问》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涉江》？它们必出自一人之手，是一个命运、一颗心灵、一位天才、一次血祭的结晶！因此，“屈原”——“诗”，这个单数全称，才是两千三百年中文诗歌长河的个性源头！它不需要倚仗外在的地理和时间，它依托的，仅仅是自己的内在深度，并在滔滔岁月的淘洗中不停被验证。屈原诗，既写于远古，又写于我们当代。它不是国际拍卖场上的出土古董，它的思想仍对当下有效，甚至对不同文化充满启示，这“灵”才真正活了！这“均”也融入人类，继续敞开全球化语境的当代意识。

回到文本，深入文本，下潜到那些诗行的汨罗江深处，读出——发掘出屈原之灵、汉字之灵、中文之灵，乃至最广义的诗歌之灵，是当代中文诗人的天职，不如此，大夫就还得忍着寂寞，沉在又冷又湿的水下，在水面上一片龙舟的锣鼓喧天中哀哭。我们自己入宝山而空手归，置高标于盲瞳侧，只能怪自己的贫乏和苍白。守着屈原大作，当代中文诗人配得上“孤独”那个宝贵无比的词吗？

1984年，当我完成了组诗《半坡》《敦煌》《诺日朗》，需要给它们选择一个诗集总称，灵光一现，屈原诗中那最短的一首（有人说不能算“一首”），跳入我的脑海：《礼魂》！这个“魂”字，直接与“灵”相通，它突破时间，包容时间，集古往今来于一身，恰恰吻合了我从“文革”插队的黄土地上汲取的经验深度；而那个“礼”字，凸显出人生的仪式感、诗歌的形式感、精神的超越感。归根结底，诗之本义，正是思想的形式；诗人之本义，该是诗人思想家，尤其生逢如风暴无尽动荡的乱世，更必须如此。凭借诗集《礼魂》，我冥冥之中已经选定，屈原诗和我的创作间那个精神血缘，它绵延了三十多年，至今未改。捧读灵均之诗，永远有一股浩荡美艳之气，自顶上灌来，灌入我写下的每个字。我们的诗，正是灵均唯一的归途。

02

《天问》——古今中外的诗人

思想家定位

1999年，意大利，我的第一个国际诗歌奖——Flaiano国际诗歌奖——给我出了个难题，我的受奖辞，应该以“科学与文学”为主题，嗬，天知道什么灵感，让我直接找到那个标题：《提问者》，并把它写成了一首献给屈原的小小颂歌：

“曰邃古之初，谁传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冥昭瞢暗，谁能极之？……阴阳三合，何本何化？”整个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署名诗人屈原的《天问》——一首问“天”的长诗，从宇宙起源，经自然万物、神话历史、现实反思，到诗人自我，一百七十多个提问，却无一句答案。正确地说，诗之递进，在以问题深化问题、以问题“回答”问题：每一个更深的疑惑，涵盖前一个。屈原，这位中国的但丁，一开始就握紧了文明生长的根源：用每一个问号的光，点醒一个新的世纪。

一个专业提问者的姿势——一种提问的器官，是科学家和诗人最深刻的契合点。一个公式或一行诗句，都在幽暗中触摸，那个“已知”的边界在哪里？从远古某只毛茸茸的爪子，开始打造一块石头，到电脑键盘上弹奏的手，世界变了，令人眼花缭乱地变——可又没变：“提问”的方程式始终如一。我感到有一条双向流动的河流：科学的提问，把外在世界不停转入我们的意识；而诗的提问，则把内心打开成可见的风景。我们不得不问——因为失重和晕眩，人是这个星球上速度变化最可怕的动物，仅仅几十年，就已从天空俯瞰大地，并跃入了星际，但同时，与自己的距离却丝毫不曾缩短：“我是谁？我存在吗？”《天问》狠狠追问着发问者：“我知道什么？”好像为了反衬人的渺小，持续的创世，末日一般漫长。

在我看来，这正是意义：面对无限，而不放弃提问。那意味着，从承认未知出发。培根的名言“知识是力量”，从提问者的角度，应当修改成“承认无知就是力量”，而首先应被承认的无知，恰是我们对自己弱点的无知。一个更苛刻提问的理由：人的外在自由，如何从争取内心自由开始？怎样把所有摸索转为突破内在的限制？——所有提问只是一种反问！屈原《天问》的精神视野，远超过最高倍数的天文射电望远镜。承认无知，已包含了创造的前提。这是“伟大的无知”，以一个巨大的问号为圆心，像不停摇动一杯水，形成一个透明的同心圆，不断侵入所有思想的既定秩序。用重重变形，不停提示那个古老的起源——隐含在文明最深处的“提问者”本义。

我提到《提问者》，并非仅仅为炫耀，而是因为“提问”一词，如此犀利尖锐，如一柄激光剑，刺穿了数千年隔绝在古今中外文化间的雾障，一举确定了我们的思想定位：诗，一个永无休止的提问，诗人，一个不知疲倦的提问者。没有“问”之能量，所谓传统，就是假的，只剩空洞的躯壳。所有文化，概莫能外。

在中文传统中，第一个（或许也是最后一个？）清晰击中这要害，并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、深思这个思想传统的，正是《天问》。

提问的能量，远超回答。因为，回答是封闭的，提问是开放的；回答是确定的，提问是探索的；回答是整合知识，提问是激活思想；回答是应对的句号，提问是挑战的问号。恰如另一位毕生提问者、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：“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。”这是为什么，那些试图回答《天问》者，如柳宗元之《天对》，无一不像揽镜自照，结果却落得自惭形秽。

那么，《天问》之问，精彩在哪里？

《天问》的研究者和文字，汗牛充栋。我细查那些不吝热捧的喋喋不休，却发现，没人（至少我没看到）注意到它开篇那个字“曰”——“曰邃古之初”的“曰”。《天问》的现代译文，要么仅把它当作发语词，无意义；要么给它一个“请问”之类语焉不详并重复的解释，或干脆省略掉这个字，开篇就说“远古之初”……

但，在我看来，这个“曰”字，恰恰是一把最关键的钥匙，能打开《天问》宝藏的大门。

“曰”者，言也、说也。它不是虚字。“曰邃古之初”，必须被清楚译成：“说是（都说是）宇宙之初”，这里，“说是”极为重要，因为没有它，后面“谁传道之”——谁说的？——就不成立。这一“曰”一“传”，使《天问》第一问，振聋发聩如盘古开天地，却又比看不见摸不着的开天地更有力，“曰”，把问题直接提到了言、说的根上，语言的根上，人类文化之根上。“谁说的？！”世间万物之命名，可不就是一“说”？诸子百家、古今理论林林总总，可不都是一“说”？老子有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维特根斯坦有“一切哲学问题，都是语言问题”，而《天问》殊途同归，当头“曰”来，把宇宙起源，归结于人类、归结于语言。这一问，廓清了存在的弥天大雾，直指人本身、语言本身、“问”本身。倘若天地万物都被语言涵括在内，那么，谁又能在世界之外、之上对我们言说？

这里，不妨比较《圣经》在同一问题上的态度。《创世纪》起始一段，同样与“说”有关：“……神说，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”耳熟能详吧？但，“说”虽相同，怎么说却大相径庭。《圣经》之说，一锤定音，确凿无疑。神的口中，哪容疑惑？祂在，祂的声音就是祂的旨意。祂说要有光，光就存在了。祂无边无际、恒常不变，祂说出的光，也自然而必然地拥有同一性质。那么，人呢？人是聆听者、接受者，人的功用，是沐浴那光、承载那恩泽。人如草木，岁岁枯荣，但自神口中起源之光，则辉耀人类，乃至万物绵延的无数世代，我们该无尽感恩地生存于那个肯定句中。

《天问》几乎彻底反其道而行之。

《圣经》：神说；《天问》：谁说的？《圣经》：神无需语言学，祂就是最高语言学；《天问》：人能“曰”，也能反问。“都说是”，难道就是吗？谁决定是？且必须是？屈原在此，完全是一个站在地面上的人，有呼吸、有血肉，会烦恼、会困惑，他不是祂，不接受塞给他的现成答案。他的提问，与世间众人完全一样，充满常识。“从前有座山，……”“‘从前’是什么时候？”小孩子会问。他不知道，他正提出一个天大的问题。与《圣经》神学相比，《天问》是人学，或许太人性了，以致非诉诸极端个人的声音。“曰”，《说文》解作口之气也。此口确定无疑是人之口，所吐之气亦人之气。《天问》开宗明义，确立了提问者的位置：人的——个人的；语言的——哲学的。它不皈依神学，它恪守人文的本质。

因而，连汉代王逸也太小家子气了。他理解《天问》，仅达到“何不言问天？天尊不可问，故曰天问也”的程度，殊不知，《天问》中提问者的姿态，比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之“天”高得多，并非天尊“不可问”，而是提问之人与天并肩，盖因人是一命名，“天”亦一命名，所有命名无非传说矣。“谁传道之？”醍醐灌顶，彻底颠覆古今因袭的人云亦云。《天问》之“天”，并非仅指一物，必须作万物解。由是，问天即问万物，问万物须通过问万物之名，最终，万物之名皆备于我——煌煌《天问》，曲曲折折，其实通篇都在追问自我！这里的哲学深度（注意：不是形而上的玄学，而是对现实真正的哲学反思）及充分之表达，两千三百多年后，才在西哲如海德格尔、维特根斯坦那里获得回响。

一个“曰”字，引出我如此浩繁言辞，太多了吗？一点儿不！《天问》，问天，问万物，问语言，问自我，归根结底，它的潜台词始终未变：确立诗意提问者的定位。这里，可能还应该加上一个定语：“永恒的”。

作品才是证明，欲求《天问》之伟大，别无他途，还得回到作品本身。

我在早年的文章《智力的空间》中就曾谈到：结构是一部作品最深的表述层次。犹如但丁之《神曲》，有多少人逐句读完了那部巨作？但又有谁，在知晓但丁用地狱、净界、天堂“一个人审判整个历史”后，能不为其精神力量所折服？这“一个人之宇宙”的定义，用到《天问》上，毫不过分。

《天问》全篇，提问是贯穿的原动力，命名（万物）是反思的对象，自我是思想的最终落点。

古今学者，对《天问》（以及其他屈原诗）的语言出处多所考证，这当然重要，但对我来说，通过分析文本结构，把握屈原诗的整体精神，才是体悟屈原诗价值的第一义。无纲则目不张，思想理解没到位，仅埋头经营训诂考据功夫，不免窥一斑而失全豹也。

我把《天问》结构，分为五大部分：1、创世篇；2、天地篇；3、神话篇；4、历史篇；5、自哀篇。

1、创世篇：

从“曰邃古之初，谁传道之？”起，至“阴阳三合，何本何化？”，共十二行六问。此篇直指全诗核心字“曰”，一举揭示神话的虚构本质，把宇宙创造之“神”力，推回人类言说的问题。一连串提问：“谁传道之？”“何由考之？”“谁能极之？”“何以识之？”“惟时何为？”“何本何化？”既问宇宙起源，又问变化规律，所有问题，无一玄虚飘渺，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理智可能提出的。屈原就像一个现代科学家那样仰望星空，深邃的目光注视着、追问着宇宙最深处那场大爆炸。

2、天地篇：

从“圜则九重，孰营度之？”起，至“厥利维何，而顾菟在腹？”，共二十四行十五问。此篇接续上篇而来，宇宙既创，而四维如何营造？世界怎样安排？八柱九天、日月星辰，都在此一诗歌蓝图中。此篇语气急促，节奏紧凑，四行一换韵，如音乐急板，最紧迫时：“幹维焉系？”“天极焉加？”“八柱何当？”“东南何亏？”连续的鼓点，一声逼迫一声，狠狠掀翻了流传千古、仿佛笃定无疑的天地体系。

3、神话篇：

从“女岐无合，夫焉取九子？”起，至“羿焉彃日，乌焉解羽？”，共七十六行四十九问。天地之间，神话存焉。此篇又比前篇更长，语气疾徐相间，问中夹叙，叙而又问，先四行一换韵为主，自“何所不死？”至终，忽然变成二行一换韵，步步紧迫，于诗歌形式中，不知不觉囊括了一部《山海经》。“黑水玄趾，三危安在？”也许因为我早年去过敦煌，写过三危山，知道那里距中原（特别是楚国）多么遥远，所以《天问》知识震波辐射的广度，对我特别奏效。

4、历史篇：

从“禹之力献功，降省下土四方”起，至“厥严不奉，帝何求？”，共二百四十八行九十四问。此篇又可以命名为讽谕篇或籍古谕今篇。《天问》之中，此篇最长，而行数与问题数目之比，又反差最大。一问之间，拉开最远，节奏相对徐缓，所以也可读作慢板乐章。但同时，因为历史资料，又较神话切近，屈原在此，更清晰地借用历史，讽谕现实，几乎无一句不慨叹古人，暗示（或明指）当下。纵览此篇，最合我所体悟的“天即万物”之理，古往今来，一切历史皆是文本，一切历史都无非是当代史——且只“说出”（重写）了现在。这是不是又现代得不得了了？此篇韵脚，基本规范为四行一换，但到最后十六行，句式突兀一变：“中央共牧，后何怒？”以后，一口气连问“力何固？”“鹿何佑？”“萃何喜？”“弟何欲？”“归何忧？”“帝何求？”声声都砸在那个逼迫诗人流亡的绝境上——被“说出”的，就是现在啊！诗人一问再问，这才是谜底。

5、自哀篇：

从“伏匿穴处，爰何云？”起，至“悟过改更，我又何言？”，共六行三问。《天问》巡游九天八极、四海五湖，终于返回实处：诗人之所在、自我之所在。一个九死一生而挣脱不得的命运。言辞滔滔，改变不了宿命的残酷，诗歌的万语千言，最终落点，仍是一个“我又何言？”夫复何言啊，这古今之叹，两千三百年前就发出了，至今余响不绝。诗人并非不懂，性格决定命运。高洁的自我，乃一切厄运的原因。所以，“我又何言？”作为长诗终结，不该仅被理解为对他者（君王？）所说，这其实更像诗人自问，对一个死结的无解之解。《天问》自一“曰”字起，至一“言”字终，首尾之呼应，还可能更加完美吗？“都说是……我还说什么？”这两问之间，是不是涵括了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沧桑苦衷？而更棒的是，在命运的终点上，并非有一个屈服的句号，它仍被赋予了那个大大的问号，尽管，那只像一个无奈的反问。

从文学角度讲，上述五篇的精彩之处在于，它们并非以线性叙述相连，而是一种层次的叠加。它们的结构，建构起一个诗作内部自洽自足的空间。这些层次，彼此渗透，构成互文，又在指向同一个精神焦点，不停加深（加强）“提问”的质量和力度。这个空间诗学，还将在中文诗歌传统中延伸数千年，并以七律等形式臻于完美，可惜，《天问》的后来者，囿于汉代以后大一统思想控制，已完全丧失了创始“提问者”的决绝和彻底。《天问》之名，人人皆知，可《天问》精神，早成绝响。屈原诗的思想、美学传统，迄今为止，仍只是一个人的传统。“灵均”，创建了它也终结了它。尽管如此，种子已经播下，“提问”基因不会灭绝，它潜移默化，已渗透进了我们的生命和诗歌，并在所有语言和诗歌的血液里打上了永久的戳记。只要贴近一切诗作精品，就一定能听见《天问》的回响余音。

我遍览古今中外文学史，找不出第二件能如《天问》更精确地给诗歌定义者，故此我不得不承认：《天问》的地位，千古独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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